Morning Sun 1952, Courtesy of www.EdwardHopper.net
城市生活所面臨的挑戰
這個問題我詢問了二十個人，答案從大自然資源被掠奪而產生的種種污染，到城市開發下產生的空間與資源分配不均，進而加重城市生活的階級與不平等，而人所面臨的生活壓力接踵而至，引起的挑戰除了經濟問題還有因應而生的政治議題。我們從個人與群體之間討論性別教育、與權力者的抗衡，並企圖在資本主義底下找到一絲平衡，然而在一個結構性貧窮的時代裡，近代的我們總是活在無法消弭不平等的憤怒中。在這個集體迷失的社會裡，我發現必須與身邊的人產生交流，才能正視自己身處孤獨之中，並看見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。
Courtesy of Stan Huang
人與人的疏離可以從建築結構與生活型態開始探討，首先滑入腦中的是香港這個國際型大城市。在人口密度極高的有限空間中，所有外來人口為了生存捨棄了對生活的嚮往，居住於一棟棟制式的狹小空間裡，從建築物比鄰的距離和建蔽率就能感受到強大的壓迫感，更不難想像其屋內的冰冷程度造成的強大孤單。採訪了幾個從台灣到香港打拼的遊子，所面臨到地除了生活壓力，最大的感觸是很難結交到朋友，甚至連鄰居都不認識。城市生活的疏離，是每個人都會遭遇到的挑戰。
有趣地是，在香港期間我採訪到歷史學家丁新豹博士，發現在城市發展初期，人們的居住條件與情感連結是相當緊密的，以歷史講解香港發展的軌跡，並以深水埗的美荷樓作為代表。美荷樓建於一九五四年，是第一批公共房屋的代表，也是香港僅存的「H」型住宅。這個「H」型大廈塑造了五零年代後勞動階級的生存模式，每間住房以120平方公尺為一個單位，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裡，必須容納至少五名成人，若未滿五個成人則必須與其他家庭同住一個單位。當時居民的生活空間相當狹小，住戶被迫使用走廊當作廚房，這樣的處境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。而美荷樓與市民的日常共存相依了一甲子的歲月，經歷了香港的經濟起飛，也記錄了居民的艱苦生活，富有濃厚的在地情感。
我們明白的狀況是，各大城市都曾面對過都市計畫、房屋拆遷或歷史建築無法保存等問題。城市發展造成生活型態的轉變，是否加重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？並沒有正確答案，然而，在城市發展趨於成熟時，執政者對於開發的拿捏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香港是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，老房子保存不易多半源於地小人稠。丁新豹博士為此現象表示，城市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後是否該停下來，看得全是人的理念。發展和保育雖說是矛盾的，但根本還是共存的，因為這兩者間取決於人的概念問題。同是國際大城市的上海，也面臨到居住型態改變的問題，不同於香港有土斯有財的資本概念，上海的狀況傾向當局者的眼光。只是在執政者握有大部分權力時，該如何取捨？記得一位上海老司機無奈地說著：「我們這些老上海人看著城市建設鋪天蓋地，兒時玩耍的弄堂越來越少。心裡難過啊。」這讓我想起法國藝術家Seth和上海藝術家施政的街頭塗鴉，那些童趣塗鴉映著碎落的磚瓦，訴說建設中對文化的破壞，還有居民對老上海的留戀。城市所面臨的挑戰，是對共同生活記憶以及家的親密連結的瓦解，也是疏離感產生的根本。
Courtesy of www.seth.fr/portfolio/shanghai-chine/
從兩個國際大城市遭遇的現象反觀台北，我們沒有香港的過分開發，也沒有上海嚴重的拆遷問題，我們幸運地處於兩者之間，但未來的狀況是否會朝向其中一者，沒有人能肯定。然而，在集體忽略生活本質的狀態下，所面臨的集體盲從，還是可能讓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選擇被影響，從質疑者變成跟隨者，最終徹底同化成為影響他人的一份子。這樣的推論存在於各個領域當中，因為城市中存在太多的誘惑，還有太多因為權力產生的犧牲與靜默，變成一種隱形的力量推演成必須接受的無奈。
Courtesy of Zoey Chu
隨著城市開發，這個處在都市邊緣的小社區從面臨自然災害，到近十年的慢性剝奪，溪洲部落要拆了，或應該說他們要搬遷至距離原址一百公尺外的「新家園」。我在部落頭目黃日華的臉上看到不捨，那樣的線條藏了多少無奈，難以評論。數年間，這樣糾結的結果不只是城市生活疏離的起點，還是社區情感淡化的開始。他們也是城市生活中的一群人，只是他們更將面臨到原住民語言消失，還有歷史中的強迫同化。
在同個時空不同場域來回移動的我，最終還是回到17平方公尺的小空間中，隻身一人。我打開手機軟件希望房間裡能因為有聲音而產生溫度，就這樣恰巧看到TED talks上，一群人歡喜跳著舞，字幕上寫著：這是我們生為人類生活在世界上該有的樣子。